来源丨史林纵横

作者丨善南

1957年夏日的一个午后，上海复旦大学于相辉堂举办了一场反右派斗争的集会。通知全校师生与会，场面显得既紧张又压抑。此次批判的焦点落在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——王造时先生身上。他曾是国民党政府拘捕的知名“七君子”之一。王教授的形象颇具知识分子风范——身形中等，微胖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温文尔雅，肤色白皙，面容圆润，身着一件白色衬衫。

揭发迅速展开，有人起身。王造时被指控污蔑社会主义生活艰辛；他企图结党营私，与党组织对立；他对苏联持有反对立场，不断煽动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受损……随后，会场上便有人大声疾呼：“王造时，你必须如实交代！”

王造时试图逐一进行辩解，但无人倾听，他的辩词如同石沉大海，淹没在震耳欲聋的指责声中……

当年九月，上海《文汇报》刊登了王造时的《我的检查》一文。经过对自身所有指控的深刻认可，王造时坦言自己再也不会顽固抵抗，“我已转变立场，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，对其所带来后果的严重性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。我深感对党、对人民以及对自己的辜负。我再次向党、向上海人民及全国人民致以诚挚的歉意。我衷心且永远感激党组织给予我的改造之机……”

在王造时握笔撰写这份不情愿的检查之际，或许会不禁回想起自己年轻时那充满豪情的岁月。那时的他，身边环绕着的是欢呼声与支持声。

学生领袖

1919年5月4日，恰逢清华大学建校八周年的庆典之日。傍晚时分，正忙于接待来宾的清华学子王造时，突然听闻一则消息：北京城内各校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，他们痛打卖国贼，并焚烧了卖国贼的住宅，导致众多学生被捕。当晚，他在与同学罗隆基的电话沟通中，证实了这一消息。二人迅速商定，立即组织同学们响应，积极参与各大高校的罢课营救行动。

王造时搁下电话，即刻奔向中等科食堂，取来一条长凳，置于食堂入口中央，跃上其上，高声呼喊：“同学们，紧急通报！”随后，他将学生被捕的消息传达给了众人：“同学们，北京各校的同学们已纷纷行动起来，投身救国事业，我们亦应迅速响应。请大家密切关注时局变化，并提出救国的良策。”听闻此言，同学们无不深受触动，纷纷高呼“罢课！罢课！”紧接着，王造时又匆匆赶往高等科，继续鼓动同学们行动起来。

翌日上午，由各层级学生干部及社团负责人共同参与的联合会议顺利召开。会议决议，清华学子应与京师学子步调一致，坚定意志，自今日起实施罢课。

彼时的王造时，年仅十六岁，正就读于清华大学中等科二年级。

1902年8月3日，王造时降临于江西安福的土地。自八岁起，他便开始就读于私塾。次年，辛亥革命的烽火燃起，他耳闻皇帝被推翻的消息，目睹了家家户户悬挂着那面写有“汉”字的大白旗，民主共和的理念首次在他心中萌芽。

在新时代的浪潮中，王造时的生活不断涌现着新鲜事物。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，"正义"、"人道"、"公理"等词汇在上海《申报》对战争局势的报道中频繁闪现。次年，袁世凯的称帝之举，使得王造时的国文老师在课堂上生动地解读了梁启超的质疑文章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，这一切都深深地烙印在了这位少年学生的心中。

“透过门缝，我目睹了那些军阀头目驾驭骏马，气宇轩昂地驰骋而过，而普通民众连国庆庆典的参与资格都无从谈起。我的心中顿时涌起了一个大大的疑问：这，难道就是我们所称的‘民国’？”

1917年，王造时成功跻身清华大学的大门。紧接着，两年之后，五四运动的烽火燃起，他率先将这一消息传遍了清华园的每一个角落，并在学生领袖联席会议的筹备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1919年6月3日，王造时及其同窗们踏入北京东安市场，展开了一场热烈的宣传活动。他们手持鲜艳的小国旗，穿梭于市场之中，引得众多行人驻足围观。演讲即将展开之际，一支警察与士兵组成的队伍突然现身，将王造时从台上强行带走，随后将其押送至北京大学并拘禁。

王造时此番首度被捕。五日之后，当王造时重获自由，关押所门前顿时人潮涌动，欢声雷动。人群中既有市民，也有大学生，更有众多孩童。每当一批被捕的学生被释放，现场内外便齐声欢呼。王造时事后回忆道：“那一刻，我唯有热泪盈眶。”

王造时逐渐明确了人生方向。

1925年，他踏上美国的土地，在威斯康辛大学完成了入学手续。主攻方向是政治学。五年的深造之后，他带着满腔的热忱回到了祖国。他立志要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，以“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，构建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。”为己任。

辉煌一刻

“我自幼生长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环境中，接受了八年在清华学校的美国式教育，随后又在美国深造了四年。在英国的一年留学经历，让我接触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学……这种反动思想的侵蚀让我深受其害，归国后，我竟然将这种思想传播开来，试图毒化我们中国的革命事业，实在是罪孽深重！”

1957年9月，王造时在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的检讨文章中，回顾往昔，昔日那股雄心壮志已荡然无存。他对早年求学的经历进行了自我贬低，视为毫无价值。

此段落实则存在误差，甚至与事实完全相悖。事实上，当王造时学成归国之际，他所直指的批评对象，正是当时执掌政权的国民政府，而非井冈山地区。

1928年，国民政府在表面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，随后迅速迈入了“训政”时期。从此，一党专政的统治体制应运而生，这一局面令立志于构建民主共和国的王造时感到极度愤慨。1930年，王造时重返祖国，受聘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，承担教学任务之余，他密切观察社会现象，撰写了众多时评文章，并在《新月》等知名杂志上公开发表。

探索全球历史长河，试问哪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统治者单方面“塑造”而成的？又有哪个国家的民主制度，是民众未曾争取而来的？……一旦掌握权力，身处统治层的人们或组织，往往不愿轻易交出权力。这乃是人类共有的本性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均有明证。他写道。

王造时疾呼，应终结“训政”时代，推行宪政，赋予国民充分的言论、出版及结社自由，并允许各党派公开公平竞争。他主张以法治取代人治，以选票的力量而非武力来决定胜负。在民主力量的推动和人民的监督下，割据势力的军阀将转变为捍卫国家利益的守卫者。若政府能与人民携手合作，便能共同抵御日本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。

王造时的政论文风畅达激昂，因而广受读者喜爱，却也时常让官方感到棘手。起初，官方曾试图对他进行拉拢，蓝衣社的头目刘健群曾亲自前往上海，劝他：“切莫在上海肆意发表议论，以免干扰国家大局。”蚊子嗡嗡作响，似乎并无实际意义，轻轻一挥动手臂，它便命丧黄泉。王造时回应道，他对这份好意心存感激，但他仍希望继续投身于教育事业。

拉拢失败，强硬措施接连出台。当局伊始，王造时所主办的《主张与批评》杂志遭到查禁，自1933年起，政府更是暗中下达密令，严禁全国各大院校聘请王造时担任教职。意图使他陷入生计的困境，却不料王造时早已未雨绸缪，提前考取了律师资格，投身章士钊的律师事务所，开始了律师生涯。此外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亦委派他参与译书工作，使得他的收入与教书时代相去不远。

当局再度萌生了暗杀的念头。某日，王造时从国民党元老李烈钧那里获致一份暗杀名单，惊见自己的名字赫然列于其中。不久之后，榜上有名的杨杏佛便遭遇了暗杀。为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，王造时想出一记奇策，将此名单转交给了在上海由美国人主办的《大美晚报》。翌日，该报的中英文版纷纷将名单公之于众，一时轰动整个上海。面对此情此景，上海市长不得不出面进行“辟谣”，自此，名单上的那些人再也没有遭受暗杀之祸。

1936年，双方的矛盾终于达到了激化的顶点。同年5月，王造时与沈钧儒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沙千里、史良、章乃器等杰出人士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”，亦称“救国会”。该组织呼吁国民政府与红军展开和平谈判，争取释放政治犯，并构建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。然而，11月22日，国民政府以“危害民国罪”和“共党嫌疑”的名义，将他们逮捕，这一事件遂成为历史上有名的“七君子事件”。

“七君子”赢得了全国民众的广泛支持。中共发表声明表示强烈抗议，而冯玉祥、张学良等党内重量级人物亦纷纷表达反对意见。及至西安事变爆发，张学良与杨虎城在通电声明中明确提出了“释放上海爱国领袖”的诉求。宋庆龄则代表“人权保障同盟”，亲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愿，力主释放“七君子”。面对汹涌的人潮和高声的口号，高等法院院长只能闭门谢客，拒绝见面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，国民政府在1937年7月31日释放了“七君子”。面对门前热情迎接的人群，王造时激动地表达道：“这不仅仅是欢迎七位个人，更是对‘救国会’所倡导理念的拥护。”

这是王造时最辉煌的时刻。

王造时、史良、章乃器、沈钧儒、沙千里、李公朴、邹韬奋。

身份焦虑

二十二年之后，王造时对那段曾经的辉煌进行了彻底的颠覆。

“需进一步审视过往的历史，”。认清反动本质。深入剖析并坚决摒弃所谓的“进步”累赘，将其彻底清除，以便我们能够轻装上阵，进行自我革新。

同时，需对自1930年以来党际关系的演变进行更深入的审查。我深知对党的忠诚不容有失，并非是党委屈了我，实乃是我愧对党的培养与信任。”

“素来被视为忘恩负义”，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一段难以言说的苦涩。

1941年，苏联与日本签署《苏日中立条约》。本条约附带一项宣言：苏联庄严承诺，将恪守对满洲国领土完整及其神圣不可侵犯性的尊重；日本亦郑重保证，将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性予以维护。这等同于两国均对“满洲国”的成立予以了认可——即中国东北被视为日本的领土。

消息一经公布，舆论顿时沸腾。重庆救国会的几位领导人深感有必要公开发表立场，于是当场推选王造时负责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。王造时迅速完成了信件，在信中，他对苏联的这一举措表达了“极大的遗憾”。

王造时未曾料到，公开“反苏”招致麻烦。党内部分领导人认为，该公开信乃王造时个人独立起草，并强行要求众人签署。更有过之者，有人指控王造时涉嫌接受国民党特务的贿赂，从而主动挑起了一场反苏运动。

王造时对此事毫无察觉，依旧专注地投身于自己的工作。自1946年内战爆发以来，王造时的心逐渐倾向于中共。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，在田汉五十寿辰之际，王造时与罗隆基一同外出，罗隆基好奇地询问王造时打算如何行动。王造时随口回应，“右行则面临跃入黄浦江的风险，直行穿越马路，又可能遭遇疾驰而过的车辆，相较之下，还是稳妥地左转，前往那边的跑马厅吧！”

可是，中共建政以后，对这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安排却有些尴尬。彼时，当年的“七君子”除邹韬奋病故和李公朴被暗杀外，其余5位中有4位都担任了部级以上高官——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，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，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，史良任司法部部长。然而，年仅轻且学位最高的王造时却一直被置于一旁。直至1951年下半年，他才得以在复旦大学政治系担任教授一职。

另一件更加明显的例子是，王造时曾一度找到上海副市长潘汉年，要求为党做点事情，“当前，蒋介石与孙立人关系紧张，而孙立人手握兵权，且得到美国人的支持。加之我与他同是清华校友，因此恳请组织批准我前往台湾，以策反孙立人。”复旦大学历史系长期研究王造时的教授何碧辉如是述说。

毅然决然地置个人安危于度外，主动提出建议，却如石沉大海，始终未得回应。

王造时内心深处亦察觉到与新生政权之间存有距离，然而与民国时期相较，如今体制内的身份显得尤为关键，其重要性远超往昔。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数年间，民营新闻业经历了深刻的转变，被重塑为以中央行政计划为主导的国营媒体体系。在此背景下，通过办报盈利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。1955年，新中国律师制度开始试行；而到了1957年，有人视此为资产阶级的体制，众多律师亦沦为右翼的代名词。仅施行不足两年的律师制度，便迅速走向了终结。当律师在新中国难以为生。

在此期间，王造时家庭接连遭受不幸，他的两个子女相继患上精神病。1956年，他的首任妻子朱透芳不幸离世，家中急需资金支持。校方慷慨解囊，不仅承担了王夫人的后事处理费用，还为儿子的医疗开销提供了援助。此外，学校还安排他迁往茂名公寓居住，该公寓位于上海昔日法租界，是一座高级住宅区。

在此背景下，回顾自建国以来至反右斗争前夕的这段历史，这位向来敢于直言的民主斗士，在建国之后，公开发言的次数颇为稀少。他在信中坦言。我深知自觉党对我持有某种程度的猜忌，因此一直以来都选择沉默，不敢提出任何建议，实在是担心自己的言语可能不合时宜，对公对私都可能带来不利。

“公私兼顾，意味深长。”

两面人生

1957年，知识分子的春天短暂而明媚。王造时在北京与中央统战部的高层领导进行了两次恳切的交谈，终于消解了历史遗留的“误会”。不久，周恩来总理亲自约见了他，不仅倾听了他的心声，更主动提出调他至北京工作，这令王造时备受鼓舞。返回上海后，他激动地给沈钧儒先生寄去了一封信，表达了自己“是非已明，今后必将更加努力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”的决心。

此刻，党中央与毛主席发出“大鸣大放”的号召，王造时敏锐地察觉，建言献策的绝佳时机已然到来。“受爱国爱党的热忱所激发，在‘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、言者无罪、闻者足戒’的号召激励下，我深受鼓舞，于是放下顾虑，大胆发声。”

在当年的3月20日，王造时于全国政协的会议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。“当前，党内各级干部中，类似唐太宗者或许并不鲜见，而党外如同魏征般的人物，却似乎显得相对稀缺。”他期望党外贤达秉持“魏征精神”，不畏个人安危，畅所欲言，无所保留。在另两次的发言中，他强调“应迅速将鸣放运动推广至基层单位”，并进一步指出——“自宪法颁布以来，似乎其重要性渐被淡忘，此等现象实不可忽视。”

自六月起，随着反右运动的骤起，王造时等人的言论迅即成为了众矢之的。1957年6月12日，于上海法学界的座谈会上，一篇批判性文章指出，王造时在历史上素有“反苏”之称，且长期秉持资产阶级民主的主张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就在当日，王造时亦致信周恩来，表达了自己当前的某些想法。纵然存在一些偏激、片面甚至错误的言论，亦无需畏惧。经过纠正，我们更应鼓励大家勇于直面矛盾，这充分展现了党的宽宏大量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。

面对指控，王造时起初态度强硬，坚决否认罪行，坚称“无论如何都不会屈服”，甚至放言“宁死不屈”。然而，随着批判声浪的持续高涨，到了当年的8月14日，王造时的立场已发生显著转变。他坦言，自己开始逐步认识到自身思想中的错误。

当天，他又写了一份补充材料，其中这一段话，可以看作王造时前后转变的关键：

至于我家所面临的实际困境，若无党的特殊关照，实难得以克服。自1946年6、7月间，我的长子不幸患上精神病，这一疾病不仅给家庭带来了无尽的身心痛苦，还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。去年三月，我亲爱的伴侣离世，政府不仅承担了我在上海精神病院住院的费用，还免除了我在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所欠的债务。

自1955年秋季起，我的长女便开始显现出精神病初期的征兆。学校党委曾表态，愿意免费将她送入医院接受治疗。

我的次子在今年的二月显露出精神疾病的征兆。我携他自北京迁至南京，正是在上海统战部门的电话协调下，我才得以将他从南京精神病防治院接纳入院。

步入暮年，我独自一人，置身于这样的家庭境地，不依仗党，却反而反对它，这不正是给自己寻一条绝路，同时也为子女铺就了一条同等的命运之路吗？”

王造时昔日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待，然而反右斗争伊始，药费的催缴通知便如约每月纷至沓来。他的教学职称亦随之降至四级教授，而全家亦被迫离开了茂名公寓。他将《民主政治在危机中》的改译稿提交给商务印书馆，却直至1961年11月才接到通知，告知该作品“未纳入近期出版计划”。这一切，对于经济上已无退路的王造时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场灾难性的打击。

而且，王造时再也无法重遇那群曾为他欢呼的众人，报纸上充斥着对他的指责与批评。王造时近日接连收到来自各地的来信，总计超过十封。信件内容各异，既有对他的发言表示支持的，也有向他倾诉冤情的。起初，他打算将这些信件转交给党委处理。在反右斗争展开之际，王造时深知其中的利弊，于是他将这些信件一一私自销毁，不愿让这些人受到牵连。

台湾的《中国时报》此时却幸灾乐祸地刊文，以讽刺的口吻提及“所谓爱国民主人士王造时”，谓其正面临清算之境。

1957年9月，王造时在《文汇报》刊登了他的首篇自我检查文章。

自此，他的防御线几乎全面失守，自1957年至1960年，他所撰写的检查报告篇幅逐封递增，言辞也愈发犀利。

“每当我阅读报章中逐日披露的全国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径，总不禁感到，他们的对党进攻，多数不及我那般狂妄，而他们所散布的毒害，也远未及我之广泛。”1957年12月1日。

“深入审视历史过往，深刻揭示自身的反动实质，并全面剖析与批判所谓的‘进步’重负”——1959年1月20日。

“务必进行修改，迅速且诚实地修改，切莫拖延”——1959年12月31日。

在这些违心的言辞背后，常常隐匿着两句真切的情感流露，诸如“日间徘徊于斗室之间，夜晚辗转于床榻之上。痛定思痛，竭力寻求自我解脱之道”、“察觉到身体大不如前，无论是阅读、撰文、思索还是行事，都感到思维迟缓，远逊于往日的敏捷”。

今时的王造时，与往昔的那个他已截然不同。

1960年9月，王造时获释。六年后，文革风暴席卷全国，1966年11月，他因被指控“反革命罪”而遭受牢狱之灾。恰在三十年前的1936年11月，正是“七君子”被捕之际。

这一次，他未能走出囚笼。1971年9月，王造时在狱中离世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落幕之际，人们偶然间发现了几张王造时先生生前的珍贵影像。在这张“七君子”的合照背后，红卫兵题写了四个字，直言不讳地问道：“这算什么？”

画面中的人物对此毫无察觉，他们依旧沉浸在那充满活力的青春岁月之中。